我国的"花儿"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3月，在刊登有30首"花儿"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82号上，同时刊有一篇该"花儿"搜集整理者袁复礼写的关于"花儿"的介绍文章《甘肃的歌谣--"话儿"》，对"花儿"的音乐特点、歌词内容、流布的大致范围和歌唱者的身份，以及文学形态的基本特点和两大类型等都有简要涉及，这可说是我国"花儿"研究最早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张亚雄利用他在《甘肃民国日报》编报人的身份，在征集、刊登"花儿"的同时，发表了介绍和研究"花儿"的文章，并于1940年出版了研究"花儿"的专著《花儿集》。该著作的上编即是他关于"花儿"研究的成果。这些研究文字，除描述了"花儿"与民俗的某些关系、演唱"花儿"的情景以及介绍"花儿"流行地区的特殊方言外，还对"花儿"的性质、特点、类型、流布、内容与形式等，作了多方面的阐明和概括。它对我国"花儿"研究工作有着开创性意义。
到了40甏匦暮脱芯?花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他们大多是在搜集整理的同时针对搜集对象发表有关意见的，其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和达到的水平，一般来说均未超过张亚雄的《花儿集》，而真正取得更大成果的，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50年代，亦即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文化宣传工作的需要，我国搜集整理和出版"花儿"的工作相当突出，但"花儿"的研究却同40年代一样，主要是附属于"花儿"的搜集，即作为对搜集对象的评述而进行的。唐剑虹发表在《民间文学》1955年7月号上的《试谈"花儿"》一文，可说是这类研究的代表。此文较具体地介绍了"花儿"的流行地区、民族、内容以及派别、形式结构规格和音乐特点等。60年代，青海省文艺界为了吸取新民歌运动的经验教训，以繁荣诗歌创作掀起了一场关于"花儿"提高与发展问题的讨论，继而讨论的目标又转向于对"花儿"的渊源和其他问题的讨论。前者属于对传统"花儿"的利用，后者才涉及关于"花儿"本体的研究。由于讨论的重点不在"花儿"研究，其研究也没有可能进一步深入下去。
60年代中后期，由于极左思潮与"文革"的影响，"花儿"的研究被迫中断。
70年代中期"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新时期"花儿"的研究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参加研究的人员有百人以上，先后发表研究论文达数百篇，研究对象也涉及当今"花儿"研究中所包括的一切方面。研究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所有涉及的问题都有所深入，不少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深度，有的研究的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以上就是我国"花儿"研究的一个粗略的轮廓。把这段研究历史加以概括，大体可分为这样两阶段：建国前至建国初期阶段和新时期阶段。前阶段从总体上看，参与研究的人数很少，研究多属于分散性的个人活动，并附属于"花儿"的介绍之中。所谓研究也多为对"花儿"某种性质、特点的简单的说明，证实较为薄弱，理论性不强，成果较小。后阶段参与研究的人数很多，研究摆脱了附属于搜集整理的地位，形成了独立的文化领域。研究工作从个人的单独行为转化为群体性的有组织活动。研究注重论证和理论性，成果显著，不少研究领域都有所突破。而且本阶段后期研究界还出现了"花儿学"这个新概念，并先后出版了全面、系统研究"花儿"的"花儿学"专著或专论达7部之多。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段研究高潮过去之后，接续它的却是一片冷冷清清的寂静，"花儿"研究工作从此"塌火"了。对此，我曾与一些"花儿"研究者交谈过，回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该研究的问题已基本研究过了，要说的话也差不多说光了。情况果真如此吗?
从表面上看，情况似乎确实如此。"花儿学"的出现集中了"花儿"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的课题都已经有了一定结果，而更进一步的深挖又不是一般研究工作所能做到的。因此，从研究的广度来说，"花儿学"的出现把"花儿"研究带进低谷是合乎实情的。然则，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与思考，我发现对"花儿学"应当有两种理解：一是它是研究"花儿"的学问，二是它是以"花儿"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两者之中所包含的内容，差别是非常之大的。前者指关于"花儿"本身诸课题的研究；后者则指除此本身课题之外，还包括以"花儿"现象为材料、突破"花儿"本身研究圈子而进入其他领域的其他研究，例如，关于"花儿"本身之外的、"花儿"流行地区的人的性格、意识、心理的研究，以及气象、气候研究，农业、物产研究……等等，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宽泛的。对"花儿学"内涵的这种新理解是以如下理论为基础的。
"花儿"作为民间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艺术。它因受该区域民族、历史、文化、地貌以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它所独有、而其他地区艺术所没有的特点，反倒过来，我们研究"花儿"，自然也可以透过这些特点对它所赖以形成的民族、历史、文化、地貌、气候等因素进行探索。例如，"花儿"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感情十分强烈的山歌，这种特点的形成同环绕它的民族、历史、地貌、气候等密切相关，我们即可以从"花儿"这种山歌的艺术特点入手和对"花儿"流行地区的民族性格等进行研究一样。这种研究理论可称之为逆式研究理论，它为"花儿"的广度研究开拓了一条十分宽阔的新路。
在新时期的"花儿"研究高潮中，这种逆式研究在个别论文中已经不自觉地露出端倪。我在《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上发表的《"花儿"的内容和文学观念》和刊登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上的《感情浓烈、撼人心肺的心灵之歌--河州型爱情花儿的内容及其特点》两文，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是两篇研究"花儿"内容的论文。前文通过两种类型"花儿"内容的对比，去研究两种"花儿"歌唱者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该文将临夏"花儿"与洮岷"花儿"的内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对比，发现洮岷"花儿"内容宽泛，情歌中女性歌者恋爱积极主动、且歌词夸张过分以至情感失之于虚假。经过仔细研究，发觉这类"花儿"像是男歌手打着女人的旗号唱出来的；而这，从这种"花儿"的独特歌唱方式的具体考察中得到了证实。通过上述对比研究，我认为：这说明两种类型"花儿"的创造与传唱者关于"花儿"的文学观念是不同的。临夏"花儿"侧重于抒情，而洮岷"花儿"则更侧重于娱乐。后文主要对河州爱情"花儿"的直接对象--爱情进程的八个层次及其感受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论文触及了"花儿"创造者精神特点的形成问题。该文在具体论述了河州爱情"花儿"八个层次的内容之后，认为"花儿"创造者各种感情的共同特点是抒情的强?倚裕咛灞硐治星榈恼嬷俊⒎绞降闹甭丁⑻鹊闹崔帧⒏竦鞯拇轴睢⑵频暮甏蠛蜕实呐遥浞痔逑殖龊又?花儿"流行地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它是一种雄奇、骠悍、粗犷和带有悲壮气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在西北高原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政治情势和文化传统的汤水里浸泡出来的。二文都是以"花儿"的内容为讨论对象的，但又都进入了"花儿"创造者精神领域的研究，因而具有开拓研究范围的意义。当我意识到这种逆式研究理论可能成为拓宽"花儿"研究之路的一把开山利斧之后，我即将这一认识向我的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们作了宣传。几个月之后，"花儿"研究圈子里有了反应，有关按逆式研究理论要求写作的论文，探头探脑地在刊物上显露了出来。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上的、我的学生罗彦莲硕士写的《宁夏"花儿"承载的农业民俗以及由此引发的点滴思考》一文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篇论文绕开已被人们写烂了的"花儿"自身的内容，独辟蹊径，从"花儿"承载的农业民俗入手来开展自己的研究，把研究的视角引向"花儿"流行地区的农业状况，这就把"花儿"研究带到了一个过去人们从未涉及过的新领域--农业领域。从论文本身看，作者对当地的有关情况比较熟悉，因而，能通过"花儿"中的农业民俗去探索当地人的农业意识，发现问题，深入开掘，论文最终竟将研究目的同改变当地贫困面貌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联系到了一起，则真是既让人拍案叫绝，又感到顺理成章。从"花儿"研究潜入农业研究，我们说它具有开拓性价值是并不过分的。上述例子说明，逆式研究完全可能使"花儿"研究走出低谷，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那么，"花儿"研究是否可以就此再度辉煌呢?否。要合乎科学要求的实践逆式研究，把探索触角伸向"花儿"之外的其他领域，决非易事。首先，"花儿"应当为研究提供绝对可靠的相关情况资料。例如，你要从"花儿"研究甲地的气象状况，你就得从货真价实的甲地的"花儿"中去选取相关情况资料。因为，"花儿"是一种区域性文艺，非甲地的作品是不可能提供科学的甲地气象数据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流行的绝大多数"花儿"选本，有几本选入的作品能够确实肯定它们的甲地地区属性呢?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得首先去做"花儿"作品的甲地地区属性确认工作，而这项工作要科学的完成是有相当难度的。必要时，你得重新去做搜集甲地气象"花儿"的工作，以获取有关资料，那这个圈子可就绕得太大了。
其次，研究者得相对熟悉被研究领域的基本科学知识。例如，你准备研究农业领域，你不懂得二十四节气，不懂得土壤、种子、水、气候等等和农业的关系，行吗?如果这样，你的想象的翅膀将被折断，联想将被扼杀，推理则无由进行，还谈什么科学研究!
其三，研究者得具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上述两项工作，关乎逆式研究能否正常开展，其中既包括扎实细致的案头劳作，更涉及风尘仆仆的实地考察，其目的全在于奋力穷究被研究对象的真相。这种研究，属于开拓新研究领域的行为，这就得打破传统的常规工作程序，走出书斋，迈向田野，深入实际，扎扎实实。而这，没有劳心劳力的拼搏精神是无由实现的。
鉴于上述缘由，我们对未来的"花儿"研究做这样的预测：逆式研究理论虽为开拓"花儿"研究打开了认识之门，但实践这种理论尚有一些条件有待进一步解决，因此，"花儿"研究要出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热闹红火的局面，是没有可能的。但是，随着这种理论的被宣传和被实践，某些较为深入、具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愿"花儿"科研之花愈开愈加鲜艳!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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