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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民族特有的“令” (一)汉族花儿 流传在甘肃临夏和青海东部农业区的汉族群众中,是由古羌族民歌和汉族民歌的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历史悠久、音调古朴,以《河州三令》为代表曲令,还有《尕马儿令》、《河州二令》、《六六儿三令》等》。如:旋律先扬后抑,上乐句和扩充句用连续上行级进、眺进后,延长在高音区,从低到高,从短到长,富有变化;下乐句则迂回下行,紧凑收尾,上扬的旋律凝聚着巨大的力量,扩充句“阿哥的憨肉肉”(也是河州二令的原始名称)的音调,较之《河州三令》更具看大声呼喊、乞求的性质,使情绪发展到高潮,粗野真挚的语言正好说明此曲的早期属性。下乐句下行的旋律线,给人以平稳的结束感,尾音的延长和下滑弱收,充满着消沉、凄苦的情感,与扩充句乐思完全一致,把唱词所要表达的意思细腻地刻划出来了。节奏短促,音调跳动,活灵灵地表现出了“骑马上口外”的音乐形象,后面的衬句呼唤式的反复回扣,是唱词和曲调的衬句遥相呼应,融为一体,尽情地抒发出思念的情绪,具有画外音的效果,也与《河州二令》的扩充句有着同工异曲的传承关系,既有游牧民族所具有的粗犷、豪放的气质,又有汉民族深长、悲伤的特点。 (二)回族花儿 这是花儿中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的一支。以甘肃临夏的回族为中心,歌唱在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的广大回族群众中。由于深受汉族花儿的影响,曲调多有相同之处,没有出现“回族令”等的名称,因此人们都认为难以分辨,多用“回汉花儿”或“汉回花儿”等较笼统的称谓,这对花儿的深入研究是很不够的,回回民族具有的心理素质、语言音调、审美习惯的不同,当然强烈地表现在他们的歌声中,这也是我们区别汉、回花儿的主要根据。享誉中外的“花儿之魁”——《河州大令》可算是回族花儿的代表曲令: (三)东乡族花儿 东乡族主要聚居在甘肃临夏的东乡族自治县和广河、和政、积石山等县,是我国稀有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在临夏与汉、回人民群众的长期交往和共同的杂居生活,东乡族演唱的花儿以《河洲三令》为主要曲目,也有用自己的民族命名的令调。如: 这是一首几经波折,1985年才从70高龄的东乡族老人口里抢救的花儿,是东乡族花儿中具有代表性的曲令,跳荡、粗犷,羽调式强调下属音(2),表现着东乡族独特的音调色彩,与汉、回花儿大不一样。 (四)撒拉族花儿 撤拉族花儿产生、流行在青海循化和甘肃临夏积石山县的撒拉族群众中。受到用撒拉族语言演唱的许多撒拉民歌的很大影响,使撒拉族花儿曲令较多,风格迥异。如:曲调起音和藏族的“拉依”很接近,这是与藏族早期通婚和长期相邻而居造成的。旋律的进行以羽音(6)为中心音,角音(3)和商音(2)紧紧地围绕着羽音,构成了五声羽调式。曲调用羽、角二音的四度进行为支柱,多出现上、下行的级进进行,使曲调流畅、和谐、优美、缠绵。由于撒拉族群众说汉语是较多的保留着自己语言的发声吐字习惯,所以使花儿的演唱也有着舌尖音多,轻巧跳荡的特点。藏族民歌中经常出现的波音、颤音、华彩性的装饰音等,也多被吸收到撒拉族花儿中,较好地抒发出撒拉族人民活泼、深邃的情感。 (五)保安族花儿 流行在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保安族群众中,由于人数很少,仅有七千多人,受到了汉、回花儿和撒拉族花儿的很大影响,也保持了本民族的风格特色,形成了以《保安令》为名称的许多花儿令调。如;半终止处和终止处均落在商音(2)上,旋律中商音为中心音,羽音(6)和徵音(5)成了重要的支持音,组成了以商音为主的五声商调式,曲调介于汉、回花儿和撒拉族花儿的中间,即有明亮、硬朗的音响,又有柔和抒情的风味,充分表现出了保安族人民善良,豪爽的气质。在近年的民歌集成工作中采集到的《吾阿拉的肉令》,是保安族花儿中的代表作:上乐句突出着上属音(6),下乐句平稳地结束在主音商(2)上,具有调式交替的效果,扩充句和重复句变化重复着前面的音调,使情绪得到充分地抒发。 (六)土族花儿 这是产生和传唱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和甘肃临夏积石山县等地的土族群众中的花儿,音调质朴、悠扬,保留了一些古老民歌的特点。比较流行的是《尕联手令》、 《梁梁上浪来令》和《土族令》等十几种曲调。1985年笔者到互助县的丹麻花儿会采风时,土族歌手苏永祺演唱的《尕联手令》受到人们的阵阵喝采:上乐句尾和下乐句中间的宫音(1)的无限延长下滑,如高山瀑布,动人心弦,新颖、独特,土族味十足,这是其他民族的花儿所没有的。由于突出了宫音的作用,则形成了以徵音为中心音的宫音、商音的框架结构,与汉、回花儿的五声徵调式相比,差异也很大,形象地表现出土族人民勇敢、纯朴的性格,充满着土族民歌的浓郁特色。 以上从各民族传唱的花儿曲令中,探讨了各个民族花儿的风格特点。花儿曲令也正是在各民族的相互学习、交流中,不断地丰富、提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