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元)
    人类文化艺术的发展、提高，是以社会的进步、繁荣相一致的，花儿的逐步形成，也适逢这样的“良机”。

    (一)社会背景

    统一的隋唐王朝的建立，使居住在河州的羌汉人民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曾西巡至河州，经炳灵寺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节。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置河州，设镇西军、天成军，并在与河州接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比较严密的行政建置和军事设施，使河州进入了积极的开发时期。修缮扩大了汉时的水渠，农业连年丰收。到武周年间(684—704年)，河州屯田曾受到武则天的赞扬：“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卿以足食为心，朕无西顾之忧矣uo。及开元时(713—741年)，河州有户五千二百八十三(驻军和从事畜牧的民族人员不在此内)，乡一十四，贡麝香、麸金、赋布、麻”。当地的余粮还能东运，“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实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嘞。“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宁夏灵武)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21）。至天宝十二年(7S3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而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22)。可见河州达到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唐德宗(780年)以后，河州被吐蕃(今藏族先民，是西迁的羌人和西藏原有居民融合而成的)占领，这使羌人“除一支继续留在岷江上游，得以保存至今以外，大多数自隋唐以来，已为羌人各支成长起来的民族所代替”(23)。吐蕃占领长达近百年，羌人基本被融化到吐蕃之中。河州等地的汉人，据唐人记载；“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24)。但周伟洲先生认为以上的记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他说：“从敦煌发现的大量汉藏文书来看，河陇地区汉族百姓并非全部或大部分沦为奴婢，他们一般社会地位虽然比较低下，但仍然拥有自己的土地、田园或其他生产资料，以户为单位进行农牧业生产。而汉人拥有的土地，是吐蕃统治者实行‘计口授田’的经济政策而获得；这一政策仍是沿袭了唐朝统治时期的‘均田制’，承认或者部分调整汉人占有土地的结果”(25)。这一研究成果纠正了史书上的偏见，对我们认识这一时期至为重要。当时吐蕃设了“河州节度衙”管理这一地区。史书记载的“州人(指沙州，今敦煌)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情景，当与河州同。唐诗中的“汉儿尽做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诗句，则反映着语言的变化。唐长庆二年(822年)，唐使刘元鼎经过河陇赴逻些(今拉萨)与吐蕃会盟，至河州的龙支城(今青海民和县古鄯)时，耋老千人拜泣说：“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26)”。说明汉人着胡服、说胡语，但仍保留着汉人的习俗。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克复河湟，以尚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上御延禧门见之，欢呼舞蹈，解胡服，袭冠带”(27)。摆脱吐蕃统治的汉人，又恢复了原来的装束。
    宋朝熙宁元年(1068年)，“西蕃木征以河州归附，置安乡郡，后复为河州治”(28)。推行了“蕃汉青苗助役法”、“寓马于农，兼事畜牧”等政策，重修了汉、唐旧渠，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迨及哲宗元符年间(1098年)，当时随宋军王赡出征河湟的李远，记录了从河州渡黄河、经炳灵寺入湟水流域时的见闻，“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碹）”(29)。汉族居民农耕有道。很多的羌民也在河岸边盖房定居，还修起了水磨磨面。说明羌民从事农垦已达到较高水平。大观三年(1109年)，徽宗下诏日，河湟一带“民风丕变，边侯不惊,…金汤既固，庶无疆场之虞；耒耜方兴．伫底坻京之积”。政和七年(1117年)，又下诏熙河鄯湟等地长官，以钱粮茶彩等物与当地羌人贸易田土，“土田既多，即招弓箭手入耕出战，以固边圉”。当时刘做的诗文“岂知洮河宜种稻，／此去凉州皆白麦”，描述的正是河州一带的繁荣景象(30)。发生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春，上年熙河蝗灾，旱灾，粮谷歉收，是年春，金赈熙河路”及咸淳七年(1271年)“六月，河州蝗灾”(31)等灾情，表明农业仍是这里基本的生产活动。民间长期存在的“茶马交易”这时也变成了大规模的吁茶马互市”活动。河州作为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南线和唐蕃古道的要津，迎送着大量的东西南北的宾朋。
    1976、1965年分别在临夏市区出土的“孔永宗墓卖地券”、“宋德墓卖地券”，将大宋岁次于亥(可能是1167年)、明昌元年(1190年)之际，金人统治河州时的土地买卖活动真实地再现出来了(32)。
元代设吐蕃等处宣慰司于河州。农业生产遭到数次天灾：“大德二年(1298年)，甘肃河州鼠伤禾稼”；“皇庆元年(1312年)，六月，巩昌、河州等路雹灾伤稼，免常赋二分”；“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临洮诸县旱饥，赈济之”等。“河州儒者张德载之孙张文焕捐家塾为儒学”(33)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教育情况。

    (二)花儿形成

    唐代是产生诗歌的黄金时代。隋与唐代前期炳灵寺石窟出现的超前绝后的盛况，标志着河州文化的空前繁荣。已具雏形的花儿也同样得到较快的发展，为使唱词顺口易唱，人们逐步地使她押韵、格律化。马珑同志根据敦煌石窟里发现的唐代民间曲调的一些片断唱词：“频频满酌醉如泥，／轻轻更换金卮”；“……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及“棹向碧波深处去，／几重滩”等，得出了“临夏花儿与词有关系，可能产生于唐初”的观点(34)，是值得重视的。唐代民间曲调中出现的单、双字尾的结构，与花儿唱词的形成是应有联系的。特别是隋唐时期将近二百年稳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既为花儿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使花儿的形成加快了步伐。花儿唱词中“尕妹妹好比个活(呀)菩萨，／白纸上画，／阿哥的房子里挂下”等“菩萨”比喻，可能与这一时期炳灵寺石窟、宝觉寺(唐初建的佛教寺院，见《试析花儿与宗教》416页)中精美的菩萨壁画、塑像有关，传唱的民族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汉人及汉化的羌人等。俗称为“西蕃(旧时对藏族的贬称)的吐蕃统治时期，产生了许多有关“西蕃”的花儿，如搜集在张亚雄《花儿集》(1940年本)中的(103“三间房子没柱子，／大梁哈空悬者哩，／西蕃的丫头没裤子，／花心儿晒干者哩”／的花儿，还有“清茶(哈)不喝了奶茶(哈)喝”、“你不吃炒面了背(呀)皮袋”等唱词。藏汉人民的杂居共处，使“藏染汉俗、汉染藏化”，河州方言中保留的藏族语言是活的证据(见《花儿的语言特色》124页)。现在临夏群众“喝奶茶”、“吃炒面”的习俗及至今仍用的“牙塘”“科托”、“斯巴思”、“西蕃庄”、“甘藏”、“乩藏”、“达浪”等地名，均是与藏族有关的。藏族区别民歌曲调的“勒”，还原原本本地遗留到花儿曲令的称谓上，只是后来被文人用“令”替代了。如果我们用花儿曲调和藏族民歌进行比较，更能说明问题(详见后《花儿与藏风》399页)。对[谱例1]和藏歌进行综合分析。西羌、吐蕃及藏族民歌是一脉相承的，是属同一“血缘”的，花几也正是与这一“血缘”的长期交融中得到发展。
    元代元帝东征时，就留下一部分由蒙古军统领的波斯民族和乃蛮部众组成的“西域签军”和“探马赤军”，分别置于河州、临洮等地。元世祖时，大量的蒙古军队遍布河州，在临夏东乡县非常流行，《花儿集》中也有记录的[11]“阴山(嘛)阳山的倒堆(了)山，／鞑子家占的是草山；／尕妹妹出来者门前(呀)站，／好象是才开的牡丹”及“金山(呀)银山的八宝(了)山，／鞑子们占了草山”等花儿，真实、生动地表现着当时蒙古军队进驻河州、牧马东乡的情景。 “鞑子”是旧时对蒙古人的贬称。还有：(123“鞑子(呀)窝里(就)鞑子们蹲，／帐房门向北(呀)者呢；／一口的白牙(哈)耀死了人，／大门上站，／转过脸看谁(呀)者呢”等。花儿的唱词已是典型的花儿格律，说明花儿到元代是完全形成了。

    (三)牡丹与“短歌”

    牡丹是花儿的象征，在歌名、曲调名、唱词、衬句中是无所不在的，其地位的显赫和人们赞美的程度，已到了“牡丹崇拜”的地步。这与《诗经》中“赠之以芍药”“(即牡丹)的诗句，唐、宋之际中原崇尚牡丹的习俗是相一致的。1980年5月在临夏市南龙乡发掘的金墓，是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进义校尉王吉的砖墓，墓内浮雕有“王祥卧冰”“深山葬母”等孝子贤孙故事，也有许多雕刻精美、造型生动的牡丹等花卉图案，可见牡丹不仅是人们歌咏的美的化身，而且已深入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了民间艺人进行创作的吉祥物。“栽牡丹树”、“浪牡丹月”、“绣牡丹花”、“剪牡丹图”、“喝牡丹酒”等，是河州人的主要习俗。近年来李嘉珏同志研究临夏牡丹，认为临夏的紫斑牡丹是牡丹原种，“华北、中原一带牡丹品种群的原种主要应是矮牡丹和紫斑牡丹”(35)。这一科研成果揭示了临夏牡丹的悠久历史。他列举出的至今仍存的“粉西旎、河州紫、艳南、大红袍、绿牡丹、紫二乔、醉胭脂、象牙白、金花状元”等上百个品种，叫人美不胜收，赞不 绝口。张亚雄先生四十年代曾有“世称牡丹以洛阳产者为贵。故又称牡丹日‘洛花’，相传洛阳名花，本来借种河州，则河州牡丹甲天下矣” (36)的名言，现被最新的科研成果所证实了，看来先人们的传说还是有一定道理。难怪河州人爱牡丹成癖。唱牡丹成绝。如：白牡丹白者(嘛)耀人呀哩，／红丹红者(嘛)破哩”；“尕妹是牡丹者将开(呀)开，，邝可哥是绿叶者配哩”；“花儿里俊不过红牡(呀)丹，／人里头好不过少年”；“牡丹花不开了清水(啦)浇，／ 绿叶叶它个家展哩”等唱词，对牡丹的色彩美、整体美、超群美及哲理美的理解，独具慧眼，语言惊人，这不是河州人在“哗众取宠”，而是牡丹的美所使然矣。
这一时期宗教信仰活动兴盛，寺、庙林立，使河州充满佛教、道教氛围，传统花儿中浓烈地宗教信仰意识，正是这一历史的折射(见《试析花儿与宗教》416页)。近年从临夏江姓家族中发现的《江氏祖源序》，记载着江姓先祖“始起于夏禹之时，名日伯益。……后佐禹以疏九河。禹崩之后，避禹之子，隐居于箕山之阴。次后迁居南省。以为治江水之功封爵之后，以国为氏，起姓日江。……唐贞观初年，因一小事，江公兄弟三人自南京应天府军流到河，长兄住居北乡，新立村庄，以靠营寨名日江家寨(现在临夏县南塬乡)。三弟削发为僧，尉迟恭建修北坛宝觉寺效力检点，功成告竣以为方丈主持。二弟住居东川九眼泉。……后丁财昌盛，北塬方家树置山庄一处，后江氏盛而方氏衰，改名日江家川(现在临夏县桥寺乡)。”江氏家族大部现仍住“祖地”，小部已在临夏县的刁祁乡、积石山县的屯藏等地“另起新居”。《江氏祖源序》，使我们有了认识唐代以后民族迁徙、传衍的新的依据。特别是江氏祖先效力宝觉寺的事迹，证实了《河州志》里尉迟恭“捐资修建”宝觉寺的记载，对我们理解宗教对花儿的影响是很有价值的。
    通过以上史料、出土文物、祖传家书等，说明河州一直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地区。频遭战争涂炭，但人们生存的需要和统治阶级掠夺的需要，战后的恢复也是比较快的。有些史学家和花儿探源者提出的“元、明之前，河州多战争，汉人逃离殆尽，是西番属地”等观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人为的割断历史，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贬谪河州的大学士解缙留下的“春风一夜冰桥折，／霹雳声如百面雷，／亦有渔人捕鱼者，／短歌微送月明回”@的诗文中，有“短歌”的记载，柯杨先生推测是古人笔下的花儿@，这是很有道理的，首先从唱歌者的身份及唱歌的时间来看是适合唱花儿的。民谚有“亮半夜的瞌睡比肉香”的说法，这时候捕鱼的人除了用花儿壮胆、抗寒外，主要是驱散瞌睡的。唯有花儿最富刺激性，这与现在农村的农民吆着牲畜碾场时“喊拉拉”，夜间吆车赶路时唱花儿的习俗是一样的。其次比较临夏的各类民歌，也唯有花儿能称为“短歌”，再没有比花儿更短的适合夜间在野外唱的歌。因此，我们认为短歌是花儿。既然明朝初期就有夜间唱的花儿，那她不可能是短期内产生的，必定是长期积淀下来的，这也是把花儿形成期上限至元代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