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化艺术，是世人共享的。明、清以来河州人因迁徙、战争、经商和从政等原因，向相邻地区流动，作为“心头肉”的花儿也随人而去，传向四方。

    (一)迁徙屯垦

     历代的统治阶级屯垦戍守的需要，常将河州人移向别地。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东川庠生杜照融等一百余户迁于西宁后子河。丁酉(1897年)春，西乡军功张大观等三百余户迁于平番乱泉子。是年夏，北乡文童、他万荣等八十余户迁于皋兰马家湾。东南西三乡汉民，陆续迁于皋、狄、金及西宁、平番各县境者，不可胜数。东乡汉民自光绪乙未(1895年)乱后，移徙一空。西乡刘家集、韩家集、南乡定羌驿(今广河县)一带汉民，亦寥若晨星。”导河是民国时河州的称谓。光绪之前的迁徙是大量存在的。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概况》载有：“回族祖先大都由临夏一带迁来，历史悠久”；“汉族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明代初期，洪武八年正月(公元1375年)，废积石州、改置贵德守御千户所后，建立起台，保安两堡，屯兵驻守，一部分兵丁在当地娶妻生子，居住下来。……明、清发配到循化的内地汉民，年月一久，也就“编氓入籍”了。三、在循化地区与外地的交流中，历代都有一些铁木工匠，小商小贩、走方郎中等在这里安家落户。”三方面中河州的汉人当是主要方面。《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概况》记着：“凉坪马家则是从河州迁来定居的”；“目前居住在马场垣乡团结、金星等行政村的回族，来自苦鲁湾(甘肃永靖县扶河乡)”；“孔姓家族是从甘肃永靖县刘家峡大川村迁居民和的”；“河沿等地土族中的马家，原是(临夏)大河家的?回族”等。《化隆回族自治县概况》写道：“……二是从甘肃的河州、洮州、临夏、平番(今永登县)等地迁来的。如群科大队马德全一家，其祖先是从河州东乡的代池迁至群科的，现发展为二十多户，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门源回族自治县概况》中有，“清朝政府在雍正年间(1723至1735年)，曾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当时从河州、凉州、甘州等地迁移到门源的人中，有部分就是回族”。《大通回族自治县概况》载着；“从甘肃省的甘州、凉州、河州等地移来的人中，回族占相当数量。现在塔尔乡的 ‘凉州庄’、 ‘河州庄’等村民，即由此而来。据当地居民说，回民中的马、黄、铁三姓都是从河州来的…—?现在大通县后子河村(与前提西宁后子河为一地，笔者加)的大部分回族的先辈是河州东乡人，回民以马姓居多，至今还保留着东乡语音”。《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写道：“洪武十年(1380年)，归德城修筑竣工后，从河州拨民四十八户来贵德，开垦守城，自耕自食，不    纳丁粮；又于河州卫拨世袭百户王猷、周、刘(佚名)三人各携眷口赴贵德守御城池。’这就是今贵德王屯、周屯、刘屯三个村名的由来。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查审河州四十八户，共有九千八百三十五丁，王、周、刘三屯共有四百六十二丁。”《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中说；“据乾隆《循化志》记载： ‘明初立河州卫，分兵屯田……屯兵之初，皆自内地拨往，非番人也。故今有曰吴屯者。其先盖江南人。余亦有河州人……黄南地区的土族中有一部分是汉、回等民族演化而来。他们因军民屯田等原由从江南、河州等地移居这里，?因长期生在藏族地区，服饰、语言多受藏族影响而发生变化” 河州人迁往新疆的也很多。新江齐尚明先生说；“焉耆回民的来历，可回溯到清朝初年，当时有一部分回民商贩，拖儿带女，随从出关驻防屯垦的军队和西征大军做生意，此后定居了下来……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经喇沙尔办事大臣金庆奏请清廷收回，兵屯丁三百零二人，归还军队，所遗耕地改招西宁、，临夏、固原、平凉一带的回民商贩眷属六百二十五户耕种”(45)。夏启荣先生指出：“新疆的多数回民还是在清代，即十八世纪以来我国内地流入的。1755年至1759年(清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清朝出兵伊犁，统一了南北疆以后，便在新疆实行了大规模的屯垦。因新疆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清政府便从陕、甘一带迁来大批回族、汉族人屯垦戍边。这批回民主要集中在昌吉、乌鲁木齐一带。据统计，仅甘肃一地就迁来两万多人，其中在乌鲁木齐县达坂城落户的就有五千多人。他们和当地的维吾尔族、汉族一起从事农牧业生产。”夏先生还例举了当时产生的花儿(13)： “达坂城姑娘(者)辨子长，／辨子(哈)一甩了放羊；／一搭里干活(者)一搭里长，／结下的情深(者)意长”。孙输文先生说：“新疆之回族，多来自甘肃，以西宁、河州两处徙入者较多……散居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昌吉、乌吉、乌什、焉耆、吐鲁番、哈密、绥来、伊犁等地”。陈志良先生指出：“甘回以临夏及青海之西宁迁入者为最多，散居于古城、阜远、阜康、迪化、昌吉、绥来、伊犁、焉耆、．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地，多务农及经商”(47)。《阜康县乡土志》中有“回本西域种，而县之回民自陇右西宁、狄、河迁徙而来者，盖十之七、八。”《昌吉县呼图壁乡土志》载着：“本境除土著汉民及川陕流寓外，多新旧汉回，皆自关内西安、河、湟来者。”

     (二)反抗斗争

    河州历史上多有战事，特别是清朝开始各族人民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如火如荼，震惊中外。如：顺治年间(1648年)东乡族闯踏天聚众响应米喇印、丁国栋的反清活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循化撒拉族苏四十三为首的起义；同治年间(1862年一1874年)回族马占鳌为首的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午)马永琳、马永瑞组织了撒拉族、回族群众参加的“河湟事变”；民国十七年(1928年)回族马仲英领导的武装事变；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回族马福善、马继祖、东乡族马木哥及藏族胁巴佛等组织回、汉、东乡、藏等民族参加的“甘南民变”等，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也使花儿传到了起义所及的地方。象马仲英两次进新疆，最后将几千名回族士兵留在了新疆。反动统治阶级对人民反抗活动的残酷镇压，也使难以数计的河州人逃难避乱到 西北各地。《门源概况》中说的；“各地回族群众，因忍受不了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的欺压奴役、逃来门源谋生。从河州迁来的，多是此种原因。西滩公社马场的马中林家族，人们至今还习惯称他们为‘河州人家’。”著名的“花儿王”朱仲禄和近年来的花儿演唱新秀马俊(东乡族)的先人们，也是在“河湟事变”的硝烟中，从临夏县的朱家墩、东乡县的锁南坝流落到青海的同仁、民和的。

     (三)做工经商

     河州历来是西北工商活动的中心，被誉为中国的“旱码头”。水上运输的筏子客，吆骡赶马的脚户哥，架设飞檐的巧木工，背弓弹毛的擀毡匠，清真风味的馆子家和四方营利的买卖人，闻名遐迩。清人记有“(河州)北乡多木工，西川多瓦匠，沿关喜射猎。商则汉民贸易不出乡关，回民负贩远及新疆、川、陕”(48)。《黄南概况》载着：“黄南地区的汉民……部分汉族是近代从甘肃临夏等地因经商等原因到此地定居的。”《化隆概况》写道；“约在光绪 九年(1883年)，有个叫‘老水客’的人，原籍甘肃河州大河家库路湾人，经常在甘肃、群科之间经商、贩卖木料、粮食，后迁居群科。由于经商发财，在群科则塘买置了许多土地，民国十七、八年大旱、荒年，加之马仲英动乱，当地藏族全部迁往他乡。‘老水客’将自己家乡的亲戚全部由甘肃迁至则塘，现在则塘村的八十多户人家，大部分是由‘老水客’一家发展起来的，他的儿子马林泉(六十多岁)至今尚在。”著名记者范长江三十年代在黄河乘坐了河州筏子到宁夏后说；“记者所乘之皮筏，乃由120个牛皮袋组成……操皮筏之苦力，十之九为甘肃河州之回民。”他说的“回民”是包括东乡、保安、撒拉等族的。河州筏子客们的歌声也被记者记下了：“常引颈高唱他们本地的山歌，歌声高朗，震动山谷。 内容则多述边人男女爱情之思。如‘阿哥的肉呀!阿哥来是你没有，手里提的肥羊肉’。”范先生论及夏河的商人活动时说：“每年贸易总额约二百万元，商业权十、九在河州回人手中”。。杜亚雄先生调查裕固族民歌时，发现裕固族演唱的花儿是从东乡族擀毡匠口里学会的。永靖莲花一带的木匠不但把花儿传到青海民和的土族当中，还引导当地人进行“乡傩”活动(50)。
     对河州人做工经商的路线，周梦诗先生列出了十三条(51)，根据周先生的路线和近年来的调查，其主要通道有十八条；
     西北路
    (1)临夏——张掖——敦煌——乌鲁木齐——伊犁
    (2)临夏——门源——酒泉——吐鲁番——乌鲁木齐
    (3)临夏——民和——西宁——大通——门源
    (4)临夏——官厅——化隆——西宁
    (5)临夏——循化——贵德
    (6)临夏——循化——同仁
    西南路
    (7)临夏——夏河——河南(青海)
    (8)临夏——夏河——松潘
    (9)临夏——合作——郎木寺
    东北路
    (10)临夏——平凉——固原——银川
    (11)临夏——兰州——靖原
    东南路
    (12)临夏——天水——咸阳——西安
    (13)临夏——定西——两当——汉中
    (14)临夏——岷县——武都——中坝(四川)
    (15)临夏——武都——成都——昆明 。
    水 路
    (16)夏河一临夏——兰州——宁夏(大夏河)
    (17)循化——临夏——兰州——包头(黄河)
    (18)临潭——临夏——兰州 (洮河)
    做工经商的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其中有些人留居在做工经商的地方，花儿也就在所留居的地方生根开花了。花儿中“黄河上渡过了一辈(呀)子，／浪尖上要花(呀)子哩”；“上走了西宁的碾伯(呀)城，／下走了窑街的大通”；“走罢了凉州了走(呀)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连走了三年的西(呀)口外，／没到过循化的保安”；“阿拉山尖上的烟瘴们大，／西代唐河里的水大”；“渭远县有一座八廊的桥，／鸟鼠山有一座庙哩”；“尕马(哈)骑上者走(呀)云南，捎带者走了个四川”；“黄河上走了个宁夏(呀)了，／包头的街道里站了”；“泾阳的草帽是十八(呀)转，／长安城打了个过站”；“固原的城是个砖包的城，／青石头铺下的大路”等唱词，记载的正是做工经商者们的路线图。

    (四)当兵从政

    从同治年间(1862—1874年)反清斗争之后，河州回族及东乡、撒拉、保安、汉等民族当兵从政的人数剧增。临夏县韩集阳西山的马福禄，光绪六年(1880年)中武进士。事变领导者马占鳌、马海晏均为河州漠泥沟(现属临夏县)人，他们迫于清军的压境之势投降招抚后，左宗棠将投降义军改编成三旗马队，马占鳌、马海晏等当上了“督带”“管带”等官职。1900年马福禄和弟马福祥、马海晏和其子马麒等率领简练军随董福祥入京，血战正阳门，给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马福禄饮弹殉国，为国荣立功勋。之后马福祥、马海晏、马麒保护慈禧和光绪皇帝西逃，马占鳌之子马安良又率甘军前去西安护驾。甘军的勇敢和忠诚，博得了慈禧的赞扬。从此，马安良、马福祥、马麒等人登上了飞黄腾达的阶梯。据经历入京戍守的老人讲；“简练军中有很多河州人，他们在作战的间隙和晚上高唱花儿，歌声起伏，当地的居民难以入睡，争相观看”。甘军回到甘肃后，马安良、马福祥、马麒等成了当时西北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马安良借扩兵之机，在河州等地招募回兵6000余人，并以亲戚家族为骨干，使许多河州的回族应运走上了当兵从政的道路。民国六年(1912年)，马麒就任西宁镇总兵，马福祥就任宁夏镇总兵，从此开始了青海三马(马麒、其弟马麟、马麒二子马步芳)和宁夏三马(马福祥、其侄马鸿宾、其子马鸿逵)的统治。河州回族显赫的统治地位，吸引了大量的河 州人，当时流传的“早上学会河州话，下午就把洋刀挎”(即当军官)的语言，虽有些夸张，却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青海三马和宁夏三马的统治长达三十多年，其间弃农从戎，投亲靠友的河州人是难以计数的。
    清朝末年曾任河州知州的杨增新，被新疆巡抚袁大化邀往新疆，一批河州人跟随前往。李富先生说：“杨增新到新疆后，任道尹兼臬台，袁大化为阻止革命潮流，命他组织了五营回兵，这五营回兵大都是河州人”(52)。民国成立后杨增新任新疆都督。1915年，杨增新召金树人(河州永靖人，清宣统己酉科拔贡)赴新疆，考取一等知县。历任阿克苏、疏附、迪化、库车等县知事。1926年任省长公署政务厅长。1928年杨增新赞成北伐革命，组织新疆省政府，金任民政厅长。当年“七?七”政变中杨增新被杀．金树仁接任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之职。在金树仁赴疆任职的十多年中，许多的河州人投奔到新疆，正如杜重远先生说的“金树仁执政的时候，带来了不少甘肃人”(53)。
    以上四个方面，使河州人遍布西北各地，也使花儿深入到西北的许多角落，赢得了“陕西的乱弹(秦腔)，河州的少年(花儿)”或“到了陕西要唱乱弹，到了河州要漫少年”的崇高声誉。这是西北各地人民对花儿源流的客观反映，也是回族、东乡族及保安、撒拉、汉等民族群众广泛传播的结果。青海花儿研究者朱刚、韩建业说：“河州‘花儿’的出现，在以河州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的民歌史上是一件大事。随着各民族间经济交往的频繁和回回民族的不断迁徙，遍布各地的行商和一批一批的移民们，把‘花儿’带到了他们足迹所至的地方，‘花儿’被许多地区、许多民族的人们接受了。”“其见解是相当深刻的。宁夏音乐研究者刘 同生指出：“宁夏花儿主要流行于回族聚居地区，是回族人民喜爱的一种民歌形式……其骨干调子约数十种，但变体甚多，每地都有其不同的演唱习惯和特殊腔调。宁夏群众没有以‘令’命名花儿调子的习惯，泛称“临夏花儿”，有时唱啥内容就叫啥名字”(55)。宁夏花儿研究者屈文馄的观点是：“宁夏花儿的来源，大概有三个渠道；一是微调式——河州令型花儿，大约是明清两代由甘肃河州迁往宁夏南部山区和同心一带的回族群众带来的……”(56)。宁夏的音乐工作者努哈?马福海说：“花儿是甘。青、宁、新等省(自治区)各族人民，尤其是回族同胞喜闻乐见和广为流传的一种歌唱形式。而临夏既是回族聚居的自治州之一，又是人所共认的花儿的故乡。这是从实际出发，最好的总结。其中尤以回族花儿更具有代表性，它是回族花儿涌出流淌的泉源之地。”(57)他们的精辟论述，阐明了花儿在宁夏的传播。新疆花儿研究者夏启荣回顾了河州人大量进入新疆的历史后，很生动地指出：“由于大批的回民涌入新疆，使得新疆‘花儿’在天山南北有生根、发芽、开花的土壤”(58)。
    根据上面的分析和有关的调查，我们可看出花儿的流行范围：东从宁夏的贺兰山、甘肃宁夏交界的六盘山，西抵新疆阿拉山口的温泉、霍城一带，北起宁夏、甘肃边沿、新疆塔城等地，南至新疆焉耆、青海格尔木、四川的若尔盖附近。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公里，横跨八十多个县市。为便于叙述，分盛行区和流行区两类，列表说明：
    花儿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沃土上诞生、成长、开放的民间音乐艺术奇葩，闪现着多民族艺术的光彩。从传说和花儿形成的不同时期中，可以看出：花儿是秦、南北朝时羌汉民歌融合而具雏形，经过隋、元时期汉族及汉化羌族、藏族的演唱趋于形成和完善，明至民国时回、汉、东乡、保安、撤拉、土等民族的演唱和传播，使花儿完全成熟，成了西北许多民族喜爱的山歌。